因为疫情影响，有近两个多月没有去看守所报道了，不知道里面的人过得怎么样。偶尔路过上海的某个看守所，我都会不自觉地望一下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：因为某个人而关心某个地方。

很多人都很好奇看守所是什么样子，很多人对看守所的印象都来自于影视剧，比如《越狱》和《监狱风云》。其实，影视剧里反映的大多是监狱，表现看守所的很少。也许是因为看守所里羁押的都是未决犯，大家都在担心自己未来不确定的命运，可以演绎的暴力和矛盾就少了很多。

 看守所有看守所的特点，暴力情况要比监狱少，但是智力的较量却远比监狱里激烈的多。有个开玩笑的说话，每个从看守所里走出来的被告人都抵得上大半个刑事律师。

 上海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看守所，市里还有几个看守所。看守所都躲在很偏僻的地方，百度地图也重来搜不到，非常地低调。这也是很让律师头疼的地方，有时在看守所的边上绕了好几圈，就是找不到具体的点。我就纳闷了，难道看守所是担心有人来“劫狱”吗。

 当年的我可从来不用操心这种问题，因为当时我只要去固定的一个看守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就到了区检察院工作，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去提审，对看守所充满了好奇、激动还有紧张。

 当年的看守所跟现在不大一样，跟监狱挺像，高高的围墙带着铁丝网，中间一个高耸漆黑的大铁门，人只能从旁边的小门进去。进去之后，是一次次的登记办手续，一次次的推开厚厚的铁门。提审的地方很像当年的大学宿舍，长长的走廊，旁边是一个个小房间。房间里用铁窗隔开成了两半，铁窗里是嫌疑人坐的地方。看到铁窗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我对嫌疑人会伤害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
 那次提审的是一个原区旅游局的领导，40多岁头发却全白了，后来才听师傅说是进来后，没几天就白了。他一进来就跟我师傅要烟抽，师傅很爽快地递给他一根。他非常意外，连声道谢，抖抖索索地从铁窗的缝隙里伸出两根手指，夹住烟。师傅帮他点上，他拿回去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沉默了许久，眼圈也红了。师傅也点了一支烟，就这样，在烟雾缭绕的小小的房间里完成了提审。虽然过去了许多年，那次情形却还依然记得。后来，由于看守所管理严格了，即使是检察官也不能随便给嫌疑人递烟了。

 我一直埋头在电脑后面作笔录，很少抬头看嫌疑人，一方面是由于业务不熟，另一方面，我还存有担心，万一被嫌疑人记住，以后出去报复我怎么办。

 现在想想，那时真是没经验。后来提审多了，才发现绝大多数嫌疑人的态度都是很好的，即使少部分人不认罪，也只是口头争辩一下。并且相比警察，他们更倾向于相信检察官。

 记得后来有次提审，嫌疑人正在辩解，声音比我们都大，这个时候，不知道为何从他背后的门里出来一个警察，上去就是一脚，骂道：还狡辩，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？嫌疑人顿时傻了。我一时也楞了，后来警察还要动手，我大声制止了他，他才止住手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 虽然相比警察，检察官要文明得多，也相对中立客观一些，但毕竟是把嫌疑人送上法庭的人，所以，嫌疑人对检察官还是不信任和敬畏的。检察官也都忙于案件，就案办案，很少认真地去了解他们。

 后来，我换了身份作了律师，才得以换一个角度走进他们，了解他们的案件，了解他们的故事，了解他们的人生。他们对于真心帮助他们的律师，是愿意跟你说心里话的，也的确是非常信任和依赖的。

 不管在外面犯了多大事的人，不管在外面有多蛮横，在里面一提起家人，经常就会掉眼泪。每每碰到这种情况，助理小李就受不了，忍不住要陪上几滴。我一直嘲笑她，你这样还怎么做刑案。同情归同情，但如同做手术的医生，帮人开刀不能掉眼泪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律师动不动掉眼泪，还怎么冷静地办案子。

有次会见，一直拖到看守所下班，出来天色已晚，当我走到看守所门外时，旁边送衣服送钱的家属队伍仍然排着长队，虽然已经超过了下班时间，但仍然倔强地守着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。

笔者周辉，隆安律师事务所（上海）分所合伙人律师，原上海市检检察官，联系方式：13641976477。